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仅仅解决了占世界总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且使95%的中国人民告别贫困，实现了富起来的目标，当前正处于高质量发展强起来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点，我们来讨论中国经济学教材体系的建设，既有中国实践、中国成就的现实基础，广大经济研究工作者围绕中国经济问题进行的持续深入研究，也为中国经济学教材的建设创造了理论基础。更为重要的是，我国正处于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关键时期，围绕中国如何高质量发展，如何强起来这一新时代中国面临的重大发展问题，建设起中国经济学，可以说这也是我们广大经济研究工作者的历史责任。我认为中国经济学内涵的界定应该有两个维度:一是制度，二是发展。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学应该是中国制度的经济学、中国发展的经济学。
1. 中国经济学的三个内涵。
追溯中国经济学的概念起源，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有不少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探索。20世纪40年代，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在《中国经济原论》一书中，就提出要致力于编出一个站在中国人立场来研究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教程纲要。(1)王亚南: 《中国经济原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46 年，第2-3页。
改革开放20年的1998年前后，中国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学的建设问题进行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讨论。1996年6月，北京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联合举办了“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 ”讨论会。于光远、晓亮、陈东琪、冒天启、常泽修、张曙光、陈宗胜等在会上发言。会议主要讨论了中国经济学的现状、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经济学家如何面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三大问题，可以说是直接讨论中国经济学的建设问题。经济学家卫兴华教授1998年提出“中国经济学”，它可以被理解为专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经济学, 也可以被理解为落户在中国的经济学, 还可以理解为中国学派的经济学。(2)卫兴华:《中国经济学该向何处去——关于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几个问题的思考》，《经济评论》1998年第2期。
在讨论中对中国经济学的内涵逐步形成了三种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经济学在内涵上应扎根中国本土, 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为主要对象，形成一种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反映中国经济实践的“中国经济学”，有学者称之为中国“本土经济学”。(3)第二种看法，认为中国经济学就是构建“有中国风格的经济学派”。第三种看法，认为中国经济学就是依托“中国模式”重构经济学体系。(4)潘凤、闫振坤：《中国崛起与中国经济学的构建》，《江海学刊》2019年第6期。
这里对中国经济学内涵的三种界定，可以表述为中国本土的经济学、中国学派的经济学、中国模式的经济学。在大力推进中国经济学教材建设的今天，对中国经济学的内涵必须做出分析。
2. 中国经济学应该是中国制度的经济学。
确实，各国的国情不一样，所处的发展阶段也不一样，经济学研究对象以及适应范围等方面具有地域性、国别性和本土性，研究中国本土的经济问题当然是必要的，但是，把中国经济学的内涵界定为是中国本土的经济学、中国国别的经济学，存在几个问题：第一，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应该是无国界的。如果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的经济学,世界上可能有一个国家就有一种经济学，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第二，如果经济学有国界之分，在本国适用的经济学理论一旦越出国界,在别国就不再适用。那么,这样的经济学是否具有科学性就值得怀疑了。(5)张仁德：《也谈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经济学动态》1999年第3期。
中国的经济研究工作者当然要研究中国本土的经济问题，但是，我们建设中国经济学就不能局限于本土的、中国的，应该是基于中国实践抽象出具有世界意义的、具有一般性的经济理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最成功的实践就是建立起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确立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体现了王亚南先生所说的中国人立场。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特殊的，许多西方人不理解不认可，但是中国的成功证明了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可行的，而现有的西方经济学体系难以对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做出科学的解释。
我们以中国的实践为基础，对中国基本经济制度下的经济运行和经济关系做出科学的分析，建立起中国经济学，它就不局限于本土的和国别的，而是具有经济理论的一般性。比如说，新古典经济学是基于“需求—供给”的均衡模型分析市场运行，是研究给定制度下的企业利润最大化行为和个人效用最大化行为。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里，制度是预先给定的，隐含的制度设定是一般的市场经济制度，强调的是竞争，主张的是大市场小政府，政府的作用被严格限定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我国选择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的是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不是简单地把政府和市场对立起来，市场强政府就必须弱，我们希望的是强市场和强政府有效组合，通过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市场对企业的引导，实现资源配置的高效以及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显然，解决了这一命题，不仅仅会完善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中国的高质量发展，而且，这也是强企业、强市场、强政府共生的新经济理论，具有经济学的一般性。因此，我觉得中国经济学不是本土的和国别的，而是中国制度的经济学。
3. 中国经济学应该是中国发展的经济学。
中国经济学内涵的一种界定，是中国学派的经济学。作为一种学派，当然应该是学术上自成系统的主张、理论。这应该是中国经济学建设的终极目标，但如果把终极目标作为中国经济学建设的起点，这就为这项工作设定了过高的门槛，反而使得这项工作难以推进。我注意到一个现象，中国经济学的建设在改革开放20年的1998年前后，就引起了全国性的关注。但在当当网上检索“中国经济学”，只有两本，一本是张卓元老师主编的《当代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另一本是肖林、权衡等编的《中国经济学大纲》(格致出版社2018年7月出版)。出版的论著并不是很多。教材建设工作进展缓慢，可能与设定的门槛过高有关，比较现实的做法是，围绕中国制度、围绕中国当前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深入开展学术研究，为中国学派的形成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而不是一开始就将中国经济学定位为中国学派的经济学。
中国经济学的另一种界定是中国模式的经济学。确实，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依托中国模式打破国际主流经济学垄断、提升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国际话语权成为众多中国经济研究工作者的梦想。但是，一方面，到底什么是中国模式、是否存在中国模式仍存在巨大的争议。另一方面，模式，一般是指事物的标准样式，模式在实际运用中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实现一般性和特殊性的衔接并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随时调整要素与结构，才有可操作性。我们建设中国经济学，不是要在世界范围争辩中国模式的存在性，而是要在中国实践的基础上完善经济学，为人类经济的共同发展作出我们中国的贡献。中国经济学的根本任务是要能解决中国新时代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性问题。“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起导向作用的问题是什么？——认真研究解决所处时代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推动理论创新。”(6)洪银兴：《坚持问题导向 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光明日报》2020年5月6日。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中国经济在不同阶段面临不同的重大问题。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存在的关键问题是产品短缺，整个社会的物质产品和服务的供应能力远远小于人们的需求，粮票、布票、肉票、冰箱票等是这种经济条件下所特有的一种现象。在产品短缺时期，人们的基本消费需求难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是解放生产力，增进产品的生产能力，努力丰富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GDP指标可以很好地表征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因此产品短缺时期经济运行主要以GDP为导向。经济政策制定的依据和宏观调控的目标主要围绕“促增长”“保增长”或“稳增长”展开。GDP增速成为衡量经济发展状况的指示器，甚至是评价官员政绩和决定官员晋升的核心标尺。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大范围产品短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甚至出现大多数产品供过于求、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局面。在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及步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后，我国经济又面临新的困扰，优质金融资产的供给满足不了伴随收入增长的保值增值需求，有学者称之为“资产短缺”。在资产短缺状态下，如何加大优质金融资产供应？大家知道，资本创造的未来收入流的现值是资产供应的源泉。一国总资本是生产资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总和，这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国民财富概念。显然，加大优质金融资产供应需要以提升国民财富为保障，相应地经济运行的导向就不能仅仅是GDP导向，而是要在国民财富保值增值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新时代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就是高质量发展问题，解决了中国的高质量发展问题，也才能证明相关经济理论的科学性。所以，我觉得中国经济学不单单是中国模式的经济学，更应该是中国发展的经济学。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问题 网址: http://zgjjwt.400nongye.com/lunwen/itemid-5547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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